川沙镇，历来以浦东的中心城镇著称，因盐而兴。历经四百余载的悠悠古城墙，追忆着乡民抗倭的荣光，涂抹着浦东第一个红色政权的惨烈，积淀着内史第文化的底蕴，记载着市郊首家股份制企业的艰辛，挥洒着临空城明日的蓝图。滔滔川杨河，哺育了一代名人宋庆龄、黄炎培、张闻天、黄自等，引领着更多建设新区的风流人物。

   

  和浦东许多城镇一样，川沙镇因盐而兴。

  明初，上海有七大盐场，八团镇占了三强。八团就是今天的川沙。八团一带为沿海滩地，盛产食盐。非常幸运的是，沿海滩涂有10余个洼地可以泊船，其中，尤以川沙洼最深最宽，船只能够直达八团老护塘脚下，是理想的运输港湾。八团镇也因此逐渐崛起，成为盐商云集，帆樯林立的浦东大镇。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已有人称之为“滨海巨镇”了。起初，所谓的“巨镇”并没有城墙。直至嘉靖年间，八团及其周围地区倭寇猖獗，朝廷采纳了当地民众的建议，才在镇的四周一一修筑城墙。城墙筑罢，八团镇就改名为川沙堡城。川沙之名由此流传。

  若论川沙镇的政治地位，得从十九世纪初说起。清嘉庆十年(1805年)城内设置川沙抚民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中改厅为县，置川沙县公署。至1992年，川沙镇一直是川沙县治和县政府所在地。1992年12月31日，为适应浦东开发开放的需要，川沙县撒销，川沙镇历史性地划入浦东新区。五年后，川沙镇与以镇周围农村地区为主的东城镇同时撤销，建立了新的川沙镇。2000年4月，黄楼、六团镇撤销，划入川沙镇，面积由原来的3.71平方公里增加至59.48平方公里，下辖23个居民委员会和33个村民委员会，人口达14.37万人。2001年底，以中共浦东新区农村工作委员会、浦东新区农村发展局、川沙镇镇政府、浦东人民广播电台、川沙警察署等一批重量级政府机关入驻，进一步确立了川沙镇在浦东新区的政治地位。

  川沙镇在浦东地区的崛起，离不开其发达的交通网络。在水路，浦东最著名的两条干河川杨河和浦东运河流经镇内。在陆路，早在 20世纪20年代，就有黄炎培、张志鹤等一代仁人志士发起修建上川铁路。七十年后的1989年元旦，申华客运公司从川沙开出第一辆至东昌路市轮渡站的专线车，一下子拉近了和市中心的距离。2001年末，开往上海市区及镇周边地区的公交和专线车线路增加至30余条。长途客运辐射江苏、浙江、安徽，甚至延伸至山东、河南和四川等省，一跃成为浦东南部地区陆上运输联结外省市的重要枢纽。航空，1999年浦东国际机场建成，川沙镇成为距离机场最近的卫星镇。

  交通的便利牵动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早在民国时期，川沙一带的实业搞得颇有生气。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沈毓庆创办经记毛巾厂，开川沙毛巾工业之先河。上世纪70-80年代乡镇工业异军突起，上海霞飞日用化妆品厂一时成为上海乃至中国乡镇企业的耀眼明星。90年代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中，由草根农民创办的申华股份有限公司和界龙股份有限公司先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之后，有了初具规模的华夏文化旅游和金桥出口加工区、六团工业园区，有了祖代养鸽场、蔬菜园艺场和蜜露桃种植、白玉蜗牛养殖基地等引人瞩目的农业产业化项目。商业街区由镇中心的“牌楼桥”地段向新川路发展，继而向川环西路延伸，直至妙境路美食街悄然兴起。

  与川沙镇政治、经济相辉映的，是其毫不逊色的传统文化。清末金石收藏“富甲东南”的汉石经室创立于内史第。光绪十四年(1888年)，集水、木、石、雕、圆、方、锯、小木等行业的行会组织“八业公所”在种德寺成立。由此，以杨斯盛为代表的一代川沙能工巧匠越过黄浦江，在十里洋场上海创造了川沙建筑业的灿烂辉煌。1913年诞生了《川沙报》，之后又成立过鸣联国乐社、铁沙国乐研究团、铁沙书画会等艺术团体。此外，还拥有浦东地区较为完善的社会事业体系，包括拥有每年接待诊治70万病人能力的医疗机构，29所学校，以及体育场、影剧院、电影院、图书馆、少年宫、文化馆等。川沙公园曲径通幽、松竹常青，鹤鸣楼飞檐叠翠，风铃悠扬。

  一个令人心动的规划正在形成。未来的川沙镇是一个经济发达、交通便捷、集多种产业于一体的滨江临海核心镇，成为继陆家嘴之后一个浦东中心城的辅中心。川沙临空城也被提上议事日程，毗邻浦东国际机场的川沙镇优越的地理位置更加凸现。镇依港而兴，港带城发展。就机场布局而言，机场今后的发展及优化布局留下了空间，“空港人”的生活和休闲活动也因能跳离空港而得以延伸，向镇的周边集镇群辐射。

二、光荣，从“抗倭”开始

   

  明朝嘉靖年间，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倭患成灾，地处东海之滨的川沙更是频频遭受骚扰、洗劫，民众生活苦不堪言。大敌当前，挺身而出的不是地方政府，不是重兵在握的将军，而是一个饱读儒经的太学生，他名叫乔镗。

  乔镗招募乡勇，训练兵术，居然拉扯起一支打击倭寇的有生力量。最辉煌的一次，他率300余兵士在川沙东边的潘家桥一带阻击倭寇。在嘉定县丞张潮的夹击配合下，一阵激战，700余名倭寇悉数被歼。乔镗因军功卓著，被朝廷赐于五品衔。

  那时骚乱川沙的倭寇大都聚集在川沙洼，经由水路，由洼口登岸侵犯。乔镗向地方政府提议，沿老护塘东侧开凿一河道，以阻挡倭寇的入侵。政府很快采纳了乔镗的建议，并让他领衔开河。乔镗一经受命，便放下儒经史书，挥锹挑土，与役民日夜相守。不多久，河道顺利竣工，北自九团黄家湾起，滔滔南下，蜿蜒流至一团(今南江大团镇)，长90余里，人称“御寇河”、“备难河”。乔镗并不就此歇息，又带领一方乡亲父老，历时3个月，筑起了川沙城墙。

  乔镗抗倭有功，民心所向，不料遭遇诽谤，怨恨万分，含冤死去。其子乔木痛切父亲之死，发奋读书，于隆庆二年(1568年)中进士，官至井陉兵备道，成为隆厌、万历年间的名臣。乔镗因子显贵，获赠赐奉政大夫、福建参政。

  川沙民众以中国人特有的方式纪念自己的英雄，记载功绩。不知何年，川沙城西门建起了一座仰德祠，城池中心的一座石桥北侧树起了一座石牌楼，人们把那座桥称作“牌楼桥”。后因乔木、乔拱璧父子接连考中进士，在此又建造了“父子进士坊”，上刻阴文“文武为宪”。抗战期间，“文武为宪”匾额被侵华日军掠走，据说匾额上记载有乔氏父子的抗倭事迹。但是，英雄的灵魂始终存在。

  历史的脚步不觉已经步入二十世纪，川沙大地微微抖动，北伐的炮声越来越近。

  1927年3月的一天，在定海开往上海的一艘船上，一群摩拳擦掌的青年已经急不可耐。船尚未完全靠岸，他们就跳上岸，上了上川铁路的小火车，又很快在新陆车站下车，很快消失黑暗中。这些人是川沙籍的共产党人，还有国民党左翼人士。上海工人已经开始了第三次武装起义，此刻他们接受上级的指示，正急速返回川沙夺取政权。为首的是川沙籍共产党人王剑三。

  他们一进川沙城，就大造声势，旧政权当局显得极其脆弱——县长逃之夭夭，警察局头目躲了起来。王剑三随即派出黄汉魁、张平等人，顺利占领警察局，接管县政府，收缴了警察枪械，清点了公款公产。激动的人群涌上了街头，墙上充斥着大大小小的文告：川沙县临时政府的成立，王剑三当了县长（时称民政长），负责主持新政权的日常工作。浦东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就这样诞生了。

  3月27日，中共川沙县独立支部在北门操场召开县民大会。全县人民听说革命力量已经进城，反动县长早已逃跑，大家兴高采烈，都想进城亲眼看一看这件新鲜事。是日，上川铁路职工热情高涨，进城群众一律免费乘车。这在上川铁路建造以来还是头一遭。会场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王剑三以大会主席的身份庄严地宣告：川沙县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他满腔热情地说：革命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川沙人民从此当家作主人，我们一定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进行到底，组织农民协会，实行减租减息。

  和其他真正的革命一样，继工人之后，川沙的农民也行动起来了。他们开始收拾地主，成立工会和农民协会，封闭了川沙地主豪绅的活动中心——封建会道门活动场所“至元堂”，将县政府和县党部由民众教育馆迁入“至元堂”办公。又把天主教堂占用的一条小路截直拓宽，方便群众行走。

  北伐的大炮很快掉转了方向。“四·一二”政变后，一度销声匿迹的地方封建势力一夜之间从地底下冒了出来，他们勾结国民党反动势力，向新生的红色政权疯狂反扑。白崇禧的部队包围了川沙县临时政府，王剑三、张平、薛伯瑜等11人被捕。3月26日，担任新政权领袖仅仅一个月的王剑三倒在了血泊中。川沙镇历史又翻过了光荣的一页。

 

三、毛巾、铁路和股份制企业

  和盐一样，棉也是上苍对川沙的馈赠。川沙濒海，土质疏松，明代后种植以稻、棉为主。上海开埠后，洋货充斥市场，农民赖以生计的土布生产顿时陷入困境。

  这次，又一名川沙读书人站了出来，象乔镗那样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他叫沈毓庆，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江南有名的金石书画收藏家。他7岁那年以第一名考入南汇县学。甲午战争爆发后，沈曾一度投笔从戎于吴大徵幕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他另辟蹊径地开设了一家织造毛巾的工厂。一时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

 

                          川沙生产的毛巾

  其实，沈毓庆开设的经记毛巾厂，规模不大，织巾机仅30余台，因时局和管理的原因亏损不小，前后只维持了2年多，就不得不关门。但他开创的毛巾业，并没有因为工厂的倒闭，也未因创始人的早逝而消失，相反，川沙大地一时风气大开，城乡妇女竞相传习织巾技术。短短三、四年间，就在川沙镇及四周村镇相继创办了10余家毛巾厂，川沙毛巾业从此诞生。到1920年，川沙地区已有大大小小毛巾厂75家，织机2500台，从业人员3750人。上海滩上知名的三友实业社在川沙一开就是7个分厂，生产的“三角牌”毛巾，以及宝华厂的“川字牌”、德昌厂的“帆船片”、恒华厂的“双喜牌”等毛巾，己经能与日本的“铁锚牌”毛巾抗衡，并且销往东南亚各国。抗战之前，已有大大小小毛巾厂202家，织机5371台，从业人员8600多人，年生产毛巾260万打。

  川沙毛巾业发展的真正契机，是在建国后的1963年。当时，黄炎培在视察了川沙毛巾工业后，写信给当时的纺织工业副部长荣毅仁说“上海川沙是我国毛巾生产的发源地，但到目前还是原始的手工生产方式，要改变这一落后面貌。”纺织部很快拨出了一批自动织机装备川沙各厂，自此毛巾的品种、质量和产量等焕然一新。其中，东海毛巾厂生产的双船牌双股素色缎挡丝光毛巾，有30多万个毛圈，荣获国家银质奖；毛巾十九厂、二十二厂生产的各色提花毛巾有“提花巾大王”之誉。80年代末，伴随着上海工业结构的调整，川沙毛巾生产企业盛极而衰，被迫停产。矗立在原亚洲毛巾总厂厂址上的却已是商品房开发基地，原毛巾十七厂已为浦东强生汽车长途客运公司替代。

                           川沙汽车站

  川沙毛巾业真正兴旺是在1920年以后。此前，川沙到上海市区的交通运输主要依赖水道，往返需要大半天功夫。陆路交通更是仅靠独轮车，俗称“牛头车”、“江北小车”撑市面。这样的状况明显不适应地方经济的发展。

  1921年1月，黄炎培、张志鹤、顾兰洲、陆竹坪、陆莲溪等发起组织上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决定租用上川县道开工建设铁路，因工程浩大，决定先募股金15万元，每股20元，在上海市区和川沙城内分别设立了股金收款处。由于兴办地方实业，发起人又深孚众望，认股者甚众，招股顺利，一个月内很快凑满所需资金。

                    上川铁路蒸汽机车和庆宁寺站照片

  1921年2月8日上川铁路开工，工程花费了4年的时间。1925年10月，庆宁寺至龚家路口一段工程竣工通车。每日乘客达千人，许多在沪的外国人也三五结伴乘火车来浦东郊游。翌年1月，上川公司按原定计划，又募集股金15万元，修筑龚家路口至川沙线路段，至7月10日通车。期间，几经向东、向南延伸，最终抵达南汇县内的祝家桥。到1936年，上川铁路全长达35.35公里，极大地便利了浦东川沙地区的客货运输。善于经营的上川铁路公司还将生意做大，将铁路班车与轮渡航班相连接，出售水陆联票，大大方便了乘客。

  自抗日战争爆发后，上川铁路每况愈下。至1975年，因周边交通条件改善，零部件配置困难等因素，上川铁路最终在经营了50年后被拆除。铁路消失在浦东新区的版图上了，但是川沙人股份制经营的方式，却在历史的长河中得以延续。

    

 四、“内史第”传奇

内史第是川沙数百年来的一所名宅，建于清代。或许，上海滩上没有一座住宅象内史第这般，和如此多的名人联系在一起。

 

                                                  黄炎培在川沙的故居——内史第

内史第的名人，得从沈树镛说起。沈树镛，字韵初，出生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曾中举，官至内阁七品中书。沈树镛博学多才，对秘籍、书画、金石、碑帖研究颇深，尤以碑帖最负盛名。家中收藏极其丰富，不仅在川沙一带首屈一指，用清代大学者俞樾的话说，就是：沈家收藏金石之富，甲于江南。其中，最令人称奇的珍宝，一件是宋拓《熹平石经》127字，另一件系孙承泽研山斋藏本《熹平石经》残字。这《熹平石经》亦称《汉石经》、《一字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为世间稀见孤本，弥足珍贵。沈树镛获得时万分喜悦，遂名居所为“汉石经室”。众多学者纷纷对沈的《熹平石经》进行考证、题咏。一时间，内史第高朋满座，群星灿烂。“汉石经室”之名不胫而走。沈树镛病逝后，汉石经室的藏品逐渐流散，有说其中的三箱碑版转到《老残游记》作者刘鹗手中。

内史第没有因沈树镛的逝去而昙花一现。如果不是巳经发生的事实，谁也无法相信在这个盛满金石书画的家庭，会诞生浦东毛巾工业的创始人——沈毓庆，他是沈树镛的儿子。

                                            黄炎培先生像

  光绪四年(1878年)10月1日，随着一阵响亮的哭声，又一个男孩在内史第出生，他就是黄炎培，沈毓庆是他的姑夫。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黄炎培正是听从了沈毓庆的话，考入南洋公學特班，受知于蔡元培、张元济。人们把黄炎培视作近代川沙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不是没有理由的。

  上世纪初，黄炎培曾顶风冒雪，乘长江轮赶赴南京，向两江总督张之洞投文，要求将观澜书院改为近代意义上的小学堂，川沙因此有了公立小学。20年代，正是他和同道的精心策划，才有了股份制的上川公司，有了上川铁路，铁路承载着上海市区的近代文明输入浦东乡村。40年代，黄炎培提出，将自己幼时就读的东野草堂办成荫余小学。60年代，正是他的倡议，复兴了川沙镇的毛巾工业，使川沙的毛巾工业设备从木机、铁机时代跨越到自动织机时代。

  现代音乐教育家黃自也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生在内史第。他是黄炎培堂兄黃洪培的儿子。1916年，黄自考入清华学校，后赴美留学，毕业于耶鲁大学音乐系。回国后，出任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务长兼作曲系教授。贺绿汀、陈田鹤、江定仙、刘雪庵等中国一代音乐大师都曾受其教益。天妒英才，黄自病逝时，年仅34岁。

  关于内史第，还有更多的传奇。

  宋耀如，宋庆龄的父亲，在光緒十六年（1890年）担任川沙地区牧师，举家迁居川沙，据说就住在內史第西南角沿街的两层民房內，即今南市街65-69号，办福音堂。每逢礼拜天，宋氏就在牌楼桥闹市处布道演讲，人群中就有黄炎培。

  还有，胡适也曾在内史第寓居。

  根据黄炎培堂妹黄敏之等人回忆，内史第位于镇中心，坐北朝南，为三进深江南石库门民居，南靠现今的新川路，西傍南市街。内史第位于这座石库们民居的第二进，与立本堂南北相对，中间隔着天井，天井两旁是东西两厅。至20世纪90年代初，整个内史第建筑群几乎面目全非。1990年川沙县政府拨款31万元，依据保持原貌的原则进行落架大修。修缮后的故居为坐北朝南的“三合院”二层楼建筑，建筑面积达480平方米，内设“黄炎培生平事迹陈列室”，黄炎培的半生铜像矗立起来了。

五、“川沙八景”今犹在

 自古川沙多胜景。“川沙八景”一直屡见史书记载，可惜今天大多无迹可寻。这八景是：“南园古木”、“北院疏钟”、“绿杨饮马”、“白漾观鱼”、“芳若问帆”、“层桥夕照”、“香雪城坳”和“碧阴堤曲”。

                                川沙八景之一-白漾观鱼

  

  “南园古木”，指南有园中的一株参天银杏。南有园是川沙历史上众多园林中最负盛名的，系明人王观光建造。王观光曾官至王府长史，颇有政绩。明末辞官回到川沙，构建私家园林，园址在今川沙城厢小学处。南有园建成后，王观光时常在园内与当时的诗朋文友吟诗作赋。王观光死后，南有园无人料理，逐渐荒芜，一派萧条。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银杏突被狂风刮倒。

  其余景观中，“北院疏钟”位于种德寺。种德寺为川沙古刹，咸丰十一年(1861年)毁于兵灾。同治年间，里人蔡锡晋等重建。“绿杨饮马”小教场。其景水光粼粼，绿杨摇曳，婀娜多姿，抗战时期依然有迹可寻。“白漾观鱼”漕仓东，位于城东北隅，三灶港尽头，与护城河相接处。“芳若问帆”在东门外“整帆亭”畔，已无迹可寻。“层桥夕照”在西门三灶港处。每逢夕阳西下，登城内九如桥远眺，景色奇丽。“香雪城坳”青草园。青草园与梅园南北相连，70年前尚有梅树百余棵。梅花盛开之时，雪色一什，冷香四溢，令人有孤屿西溪之想。“碧阴堤曲”花园沟口。花园沟口在乔家弄东，为乔氏别业，园中石刻甚多，现皆湮没。

  南有园的荒废淹没，使川沙的园林史留下了长长的空白。直到1983年11月，占地3.4公顷的川沙公园才开工建设，1985年12月建成开放。公园以湖泊为中心，置有亭、厅、湖、桥，另有自漾榭、观澜轩、苞桑馆等景点。园中小径通幽，长廊回环、画栋雕梁，自然成趣。引风亭周翠竹千竿，有风徐来，听竹涛阵阵。观澜轩旁鱼翔浅底，游船荡漾，清风吹皱一湖绿水。1993年6月，公园增建鹤鸣楼，高54米，5塔7层。尤其是飞檐翘角，系六十风铃，气势非凡。拾级登楼，海天旭比，风光旖旎。

  1996年12月，镇西北又建成华夏文化公园，占地面积1.67公顷。园内建筑仿自明、清两朝浦东地区的典型民居风格，朱色圆柱，木格长窗，亭台楼阁，曲径回廊，园中有园，有仿川沙建筑业巨子杨斯盛故居，仿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张闻天故居，仿明代大学士陆深故居，仿沪上艺术家吴昌硕故居，仿黄炎培少年读书处东野草堂，等等。